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陈独秀(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知乎)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陈独秀(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知乎)

最近因为电视剧《觉醒年代》,网上又开始兴起一波批胡适的风潮,在对他的各种负面评价中,最严重的一顶帽子,是说胡适其实是个汉奸,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基本事实:第一,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和几个朋友创立了一个名叫《独立评论》的刊物,他在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对日的言论。起初他主张就东三省问题对日直接交涉,赞扬国联调查团针对九一八事变做的调查报告(当时舆论主流对该报告持批评态度),而且呼吁大家要相信国联和《九国公约》对日本是有约束力的。在1933年国联调停失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后,胡适主张不再与日本交涉,并认为当时的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不应再与日本交涉。但是他也反对高调抗日,而是认为应当低调地努力,等到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再算总账。他说,法国这样的强国,在普法战争中失掉阿尔萨斯和洛林,要等到48年以后才收回来,对于东三省与热河,我们也要有忍个50年的决心。在1933年《塘沽协定》后,胡适还写文支持南京政府与日本谈和。胡适的态度在当时即引来很多批评。

第二,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一群对局势比较悲观的人在周佛海家的地下室躲避日军轰炸,形成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其核心人物如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日后随汪精卫出走河内,成为日后汪伪集团的重要成员(陶希圣、高宗武后来脱离汪伪集团逃到香港,并公开了汪日卖国密约,史称“高陶事件”)。当时胡适也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并曾在8月初向蒋介石建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本在华北地区全面退兵。9月8号胡适受蒋介石的委托去美国做抗日宣传,从此与“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并于次年代替王正廷就任中国驻美大使,直至1942年卸任。

简单地说,在1937年9月以前,胡适在对日关系上大体是主和派,此后才转变成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我们中国人有个思维定势,就是但凡在民族问题上,主张谈和的就是“秦桧”。胡适是个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他甘冒天下大不讳,反对对日作战?后来为什么又突然转变了态度?很多网文、论文都引用胡适的相关言论来阐明他的立场,这当然不错,但要真正理解和评价他的主张,我们还需对胡适的思想背景,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有所了解。

胡适一向是以稳重、理性而见称的。1914年日本出兵中国青岛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留学,很多人说要回国参战,胡适写了一封告全体留美学生的信,大意说现在参战“愚不可及”,对学生来说,真的想报效祖国,就该埋头读书,先把自己锻炼成材。结果遭到很多人痛骂。胡适给青年泼冷水的习惯,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他始终反对“疯癫式”爱国,主张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学习。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正逢美国和平主义思潮兴起,胡适深受影响,也积极参与和平主义的各种聚会和演说,他尤其佩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等国际关系主张,并且将和平主义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的非攻,以及儒家的大同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国际大同主义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未来的国际关系必然是和平、平等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终将要失败。因此他在三十年代早中期,极力主张依靠对国联和美苏展开外交去解决中日问题。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原因即在此。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即领导了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但是二十年代的中国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再到中原大战,一直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后来日本堂而皇之地侵略中国,其借口之一就是说中国太乱了,不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也不存在所谓主权。胡适回国时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当时现实的乱状,使得他不能不谈政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引导中国走向自强和振兴。而他的基本立场就是通过改良,一点一滴地改变社会。因此他最初主张“好政府主义”,提倡所谓好人政治。二十年代末,胡适因为批评国民党,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为此国民党还组织一帮人马编了一本批胡适的书,比后来大陆编书批胡适早了二十年。

九一八前后中国基本情况是:蒋介石成为中原大战的最终胜利者,此时他志得意满,宣布全国进入“训政”阶段,引起国民党大佬胡汉民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借口请胡汉民吃饭,将其软禁。此事导致国民党内矛盾大爆发。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它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正在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蒋介石和汪精卫被迫和解,两人再次合作,形成“汪主文,蒋主武”的局面。经过十多年的战乱,此时的中国算是勉强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从“好政府主义”变成了“有政府总比没有好主义”。他在三十年代主办的《独立评论》宗旨就是“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在对日问题上,他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去建设国家,等国家有了一定的力量,才能有统一抗战。这就和蒋介石的“攘外需先安内”的政策不谋而合。胡适与蒋介石、汪精卫都认为当时的南京政府还不具备与日本全面作战的实力,所以不得不忍让。早在1935年6月,胡适已经初步形成了他日后著名的“苦撑待变”的抗日主张。他通过王世杰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现实和一个预测,所谓的一个现实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占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一个预测则是:“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面对上述局面,中国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不顾一切谋得十年喘息的机会”,其二,假如无论如何忍辱让步,都没法换来这十年的喘息,那就必须不顾一切代价苦战三四年,而这就意味着:沿海和长江下游全部被侵占,华北以及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以及天津上海的被侵占,财政和经济的总崩溃。中国要在这种情况下苦撑三到四年,然后太平洋战争才会爆发。以上几点大体就是抗战头四年,直至日军轰炸珍珠港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见胡适对日后战争的整体走向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言,也和蒋介石持久抗战的思想不谋而合。

三十年代初,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想拉拢胡适。汪精卫邀胡适出任教育部长、驻美大使、驻德大使等职,虽然均为胡适所拒绝,但两人关系快速升温:九一八事变后,汪、胡都主张对日交涉,汪精卫主持签订了《塘沽协议》,胡适写文表示支持。所以两人一度走得很近,汪精卫还把电报密码本给胡适,方便他随时联系自己。但是后来两人开始疏远,原因是胡适主张对日、苏、美、国联展开“四线外交”,而汪精卫一味只对日求和,胡适反复劝汪退出外交工作不果,于是又逐渐将希望转移到蒋介石身上。胡、蒋人在1933年第一次见了面,此后交往渐频。起初胡适对蒋介石还有一些批评,后来评价越来越高,说蒋成长了,越来越有领袖范,只是还有些爱管琐事的小毛病。另这个时期胡适很多朋友如王世杰、蒋廷黻翁文灏等都进了南京政府当官。这都使得胡适与南京政府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在对日的问题上,也越来越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批评,诸如提议直接对日交涉,呼吁公开外交结果,要注重国际路线,不要过分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会爆发等等,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建议,与南京政府的大方针并没有实质的分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蒋介石想让他出任驻美大使的重要原因。两人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充分共识的。这就意味着,胡适的对日态度和当时南京政府的态度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三十年代早中期,胡适逐渐从宣传者、批评者,转变成给南京政府提供建议的策士智囊,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他的对日主张产生很大影响:其一是他能接触政府高层,了解到一些一般民众所不知的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内情;其二是他的在公开言论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南京政府的基本立场,因而与当时民众的主流意见产生对立。胡适在这段时间与政府要员多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中所表现的对日主张,主要是以策略性的建议为主,和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也有差异。一些研究者不明就里,以为是胡适思想混乱,不断在主和主战之间跳来跳去。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在公开言论中多次宣称对日交涉的底线是东三省,但至少在1935年时,他私下里已有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解决“中日悬案”的想法。

因此想理解胡适的对日主张,先要理解当时南京政府的对日主张,而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教科书思维,设身处地地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三十年代对日主和的思想,主要是中国从晚清以来就有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延续。在对日问题上,这一策略表现为充分利用西方列强来压制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到巴黎和会中国提出让日本放弃在山东权益,再到后来华盛顿会议后签订《九国公约》,都是这一策略的运用。“以夷制夷”的最高成就就是所谓《九国公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盛顿体系”,它和巴黎和会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类似,只不过后者是为了限制德国,前者主要是为了限制日本。在遭到“华盛顿体系”遏制打压之后,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主张和平发展,中日互助提携的所谓“币原外交”。中日之间大体太平了近十年时间。可惜中国没有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壮大,而是忙于内战。

网上关于胡适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说他在留学日记里表扬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其实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常识错误: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是《民四条约》而不是“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无力拒绝日本的“二十一条”(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无暇顾及远东,而中国当时的军力仅可抵抗日军七个小时。)但是作为李鸿章的学生,袁世凯一直就是“以夷制夷”的高手,他采取了一些策略,比如故意把二十一条内容泄漏给媒体,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抗议,又比如采用拖延战术,迫使日本不得不取消“二十一条”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关键第五项。在签约以后,袁世凯又组织外交人才研究如何参加战后和会,并拟在会上要求解决山东以及《民四条约》的问题,为后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打下了基础。现在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袁世凯签订的《民四条约》看不出卖国的迹象,而且已是当时中国国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后来袁世凯又制定一些国内法律,使得日本在《民四条约》在东北获得的利益没法落到实处,基本上让《民四条约》变成一张空文,而这一政策又被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继承。因此后来日本一直以此为借口,认为是中国“挑衅”日本。这正是胡适在三十年代主张“解决中日悬案”的重要背景。

因此,九一八事变之前,“华盛顿体系”对于遏制日本对华野心一直是有效果的,这也是为什么九一八以后,从蒋介石到张学良,第一反应都是“坚守《非战公约》,倚靠国联调停”。但九一八实际上是日本决心打破华盛顿体系的开端,“以夷制夷“策略从此失效了。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南京政府不知所措,进退失据,导致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

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依然很强大,南京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持对日全面作战,而地方实力派一面顾忌蒋介石以让自己抗日为名借机削藩,一面希望蒋介石亲自和日本开打,或者拒绝抗日名望大跌,无论哪种结果,自己都可坐收渔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胡适一再呼吁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领导,包括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中,胡适都是支持南京政府,对事变发起方提出告诫。像两广事变名义上是打的反蒋抗日的招牌,其实背后反而有日本人在支持,目的就是打击蒋。胡适担心的是,好不容易统一的政府,万一因为抗战失利而垮台,中国又会被打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这也和蒋介石的想法是一致的,按照蒋的构想,中国要到1939年才能初步完成抗战准备,他在抗战初期的日记里也提到了和胡适同样的顾虑。

直到抗战爆发,南京政府也没能做到完全控制地方实力派。举一个例子:蒋介石认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前提,是要先建设一个可靠的后方,然后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日本的力量。在他最初的构想中,这个后方是在成都,但是四川以刘湘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坚决抵制,蒋介石多方沟通无效,只好将抗战政府设到重庆。而日本也想扶植当时的地方实力派脱离中央达到兵不血刃逐步肢解的目的。例如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无论是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渠、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山西省省主席阎锡山、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张自忠,原来都是地方实力派,换句话说,东四省以及华北五省这些地方,原本就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在日本、南京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南京政府应对华北危机的大体措施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满足关东军的要求,退出华北,但是在实际的治理上,却因地制宜地设置各种不同名义的直辖机构,维系南京政府和华北地方当局的管辖关系,一方面不失实际的主权,另一方面也能对日起到拖延作用。这也就是胡适所主张的所谓“华北文治化”。

热河事变以后南京政府的处境是:与日本谈和会被国人骂,与日本打又打不过,白便宜那些地方实力派,因此他们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和日本签订一个停火协议,不涉及政治,这样看起来双方不过就是签了一个军事协议而不是割让国土,而这就是《塘沽协议》的基本思路。但这种做法产生一个问题,即军事协议名义上归日本军部负责,日本外务部无权干涉,这就导致后来关东军可以摆脱外务部自行其是。而外务部也对此很头痛,因此愿意私下与南京政府合作通气,以达到控制关东军的目的。胡适在1936年给翁文灏的一封信中提出他对华北问题的看法:即可以通过外交上的操作,让双方都从华北退兵,用文治化的手段维持华北的均势,一面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一面也为华北百姓换一些太平日子。这一思路也和当时蒋、汪的想法大体一致。

三十年代日本一直存在着文官和武官系统的矛盾。1935年一批日本军官闯入首相府,杀死当时想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日本首相犬养毅,从此日本内阁基本沦为了军部的傀儡。但此后军方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矛盾又开始激化,南京政府则努力利用日本内部的矛盾牵制日本,给中国赢得宝贵的备战时间。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华北文治化”的策略,其基本构想恰恰就是日本的一些驻华外交官向南京政府提出来的。但是施行这种博弈,需要表面上满足日方的一些要求,其中就包括要求南京政府禁止国内反日派日的运动,要表现出“中日亲善”的诚意。当时日本外务部也抛出一些“协和外交”、“广田三原则”之类的烟幕,想要缓解国际孤立;南京政府为了拖延时间,也就假装愿意考虑。这显然都违背了当时民众的意愿。对于东三省的问题,南京政府的想法也和一般民众有很大差异。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并没有武力收复东三省的打算,而是想利用东三省去激化日苏矛盾,让日本和苏联先打起来,这样就能缓解日本对中国的压力,还能为中国的抗战拉入一个强援。事实上,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拟定的《国防方针》,证明事变前日本的主要战争目标确实就是苏俄。但是后来事情没往这方面发展,一则因为苏德矛盾升级,苏联为防范德国,对日本百般忍让;二则西安事变以后,苏联名义上和南京政府成了盟友;三则日本原只想巩固在华北势力,敲打一不断在暗中加强对华北控制的南京政府,不料蒋介石坚决抵抗,让日本骑虎难下,这才导致抗战全面爆发。也就是说,七七事变以后,中日之前确实还存在一丝谈和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人主张与日谈和。

以上的种种对日策略,都是不便于对外宣传的,因此一般民众很难理解蒋介石为什么不抗日,不主动收复东三省。反过来说,民众的排日激情也让南京政府非常头痛。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一连好几个月内,南京政府都忙着接待全国各地涌来的情愿团体,搞得焦头烂额。蒋介石自己就亲自接见好几波学生代表,有一次蒋介石对学生们训话以后,学生们一定要蒋介石写个保证书,保证将来一定会北上收复领土,蒋被逼无奈当场写了保证书,写完学生还是不满意,蒋介石大怒,命令他们罚站二十八小时。很多请愿活动还发展成的暴力行为,包括外交部长王正廷都被打了。排日的浪潮同时也为日本制造借口,给南京政府对日的拖延式外交造成压力。尤其1933年的长城抗战其实是日军主动退却的结果,但因国内舆论大肆渲染战果,日本军部觉得丢面子,因此于5月7日再度出兵,迫使南京政府签下《塘沽协定》。因此后来《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就不让报道。这也是胡适一方面反对高调抗日,一方面呼吁政府外交公开的背景。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包括胡适在内的很多人依然认为这又是一个局部冲突。7月11日,胡适在庐山见到蒋介石,鼓动蒋介石对日方采取强硬措施。7月22日,胡适与陶希圣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支持蒋打破《何梅协定》,派中央军北上进驻保定,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以战求和,并将冲突控制在局部。7月30日,胡适与梅贻琦蒋梦麟等一起拜访了高宗武,商讨中日问题,高宗武说“战,是非常危险,尤其是中国准备尚未完全,对中国是不利的”,并说与作的教授们都表示同意,且愿意支持他。此时高宗武对自己通过特殊途径与日交涉自信满满,且认为此次事变正好是自己再次大显身手的机会。胡适与之深谈,认为“外交路线绝不可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并且“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人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次日(7月31日),蒋介石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人吃中饭,并告诉他们自己决议作战,胡适不便深谈,只提醒蒋外交路线不可断,并向他推荐高宗武,蒋表示也要和高谈一谈。此后高宗武与蒋介石、汪精卫都做了细谈。[

8月5日,胡适见了蒋介石,并事先就中日问题写了书面报告,此报告在《陶希圣呈蒋中正中日外交意见书》中有作为附件留档。他的提议是:中国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换取日本归还热河,并在除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地区全面撤掉日本的军队和特务,外加放弃租借地、驻兵权、领事裁判权;日本承诺此后永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主张大体上是要回到九一八前的局势,再加上取消日本自庚子国变以来获得的一些特权。有些人只强调胡适“承认伪满洲国”,而不提他的交换要求,似乎他承认伪满洲国就是为了当时让日本停战,这是不公平的。)从完整的建议书来看,胡适并不主张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而是设置了多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以及“在相当时间,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这和前面提到的南京政府对华北地区名义上退出,暗地里透过别的手段保留管辖余地的策略,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为日后收回满洲做了铺垫。但假如只断章取义地截取“承认伪满洲国”这六个字,看起来就像卖国了。当然这个建议也很不现实,日本人也不会这么傻去签订这样一份明显是钓鱼的协议。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在抗战爆发后的头两个月胡适主张对日谈和,但在南京政府内部,从抗战爆发直到1939年汪精卫出走河内以前,主和与主战都只是应对时局的不同意见,是可以摆到桌面上讨论的,而且主和是当时的主流意见。甚至包括主战派首领蒋介石自己在内,也曾在抗战初期公开或私下地尝试与日本谈和。抗战爆发后几个月,由于战局不利,原来的很多主战派也开始改变态度。例如居正在8月份的时候还因为胡适主和说要法办他,到了11月份,却因为看到了战况的惨烈与民众遭受的灾难,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主动提出愿意牺牲个人政治生命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胡适所参与的“低调俱乐部”也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当时到周佛海家地下躲避日军轰炸,聚在一起聊天交换信息的松散团体,此后才逐渐形成以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和梅思平四人为核心的对日和平运动,此运动大体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蒋进行说服,也就是胡适参与较深的阶段;后因对蒋劝说失败,从八月30日起又进入第二阶段,改为对汪精卫进行活动。“低调俱乐部”在南京沦陷后即解散。因此“低调俱乐部”不等于“汉奸俱乐部”,除胡适之外,其中的部分成员,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对抗战缺乏信心,但是并没有叛变投敌;陶希圣、高宗武在最后关头悬崖勒马,脱离了汪精卫集团;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则走上了汉奸的道路。

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的大部分对日主张,例如呼吁国内改善内政、统一抗战,对日不迷信,不上当,对国际形势保持信心,要做好持久苦战的准备等等,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其中确实也有少数用词不当的内容或错误的主张,但是都远远谈不上是“汉奸”。胡适所谓承认伪满洲国的建议,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并不是要放弃东三省,而是要为备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和平的程序再把东三省收回来。胡适在抗战前期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相信可以通过一些精密的、技术性的外交博弈维系脆弱的中日和平,为中国赢得备战时间,甚至幻想还可以让日本回到“华盛顿体系”。但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步步紧逼,外交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已经完全不可能。胡适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才迅速地转变成主战派。从胡适三十年代的日记和书信中,还可看出胡适对中国的信心有一个逐步增强的过程。尤其是8月13日爆发的淞沪抗战让他感到中国其实已经初步具备与日本作战的实力,这也成为他在9月初立场转变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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